星期日, 6月 08, 2003

我的六四個人回憶 (時事+回憶)

六四當時

絕不滿足以口念記,反省中前行行萬里
          ——金佩瑋「毋忘六四」

我任編委的《中大四十年》稿題不少,近期各編委審視的其中一個稿題,叫「六四」。顧名思義,內裡的文章均討論六四和近十年中文大學的關係。那些文章討論的,主要是學生運動組織,如何可按六四以至整個1989中國民主運動,行動、發展、更新等。

稿題收錄的其中一篇文章,是梁文道在九十年代末寫的《廣場密碼》,本來是已停刊的《打開》僅有一次的六四專題的前言。他提到,香港人的六四記憶,差異太少,講或重述的時候,都很一致;打破例必說天安門坦克車平反等等,將回憶拉回自己的生活,可能對自己更有幫助。記得那些年間,Jas也建議《青年人民》的各拍檔(當然包括我)就六四寫點甚麼,我懶,沒寫,但如果寫的話,恐怕也會寫點個人回憶。

因為重讀梁文道這篇文章,認同他的想法,也因為今天是2003年6月4日,香港的公眾假期端午節,我想,我應該把我的六四事寫下來,當成另一種記得六四的手段。


1989年5月,我十二歲,念小學六年班。當時我對1987年春的中國學潮,還記得一點,記得方勵之、學潮和爭民主,覺得那次不是甚麼壞事。那時看過些中學中國歷史課本,閒時把一本台灣的作文範文集和《讀者文摘》翻來翻去,結果我變得愛國又反共,直覺共產黨愈快下台愈好。到胡耀邦去世,北京學生哀悼集會的新聞傳來時,心情難免被牽動。

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嚴,之後連續三個星期日,香港人上街、集會。我記得5月20日下午,在大埔寶鄉橋上,遇到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隊伍,人數百計,但沒留意由哪個團體號召。我把那次遊行,寫進學校週記裡,並說要打倒「毛(毛澤東的毛)產階級」。5月21日,香港人在香港島北遊行,參與者號稱百萬。單由電視新聞看到的幾分鐘片段,已被震憾——當然,能有幾分鐘是因為事近地近。與之相比,十四年後的倫敦百萬人反戰示威,香港媒體的報導只得零星落索。

那兩個多星期,心神都被「特別新聞報導」吸引過去。報導裡所謂的「最新進展」,可能已連放兩三遍,但能夠看到北京發生甚麼事,香港街頭又發生了甚麼事,已覺得跟整場運動一起。5月28日,香港人又一次上街,周末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轉播佔據了香港所有的中文頻道,幾乎所有認識的香港歌手,都爭著上台,以表心志。當時的高小生,也能將「愛自由」這首歌啷啷上口。


6月3日晚,解放軍武力清理北京街道,一稱「平暴」,一稱「鎮壓」。第二天大姑丈生日,親友都到他在魚則魚涌的家聚會,雀局不斷。黃昏時有幾個十多歲的孩子,從跑馬地的「黑色大靜坐」回來,晚飯和平進行。

隨後兩天,我念的下午校花點時間,為學生舉行悼念集會。而學校(或是毗鄰的天主堂),在向大街的一邊圍欄,懸了一條悼念橫額。第二天集會前,橫額被扯下來;一個馬姓男老師對我們講這事時,問道:「那些扯下橫額的人,是不是中國人?」事隔多年,回想此話,我想:對方若是中國人也不妨,蓋中國人也有怕事的,也有死挺國家的,也有清楚或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的。

當時校方也不怕血腥暴力嚇到學生,把幾張血肉模糊的新聞照片,放在操場一角。

那幾天曾有號召罷課罷市,但6月5日晚,九龍發生騷亂,結果罷了。隨後的一兩個月,殘瀾仍在,有點討論有點抗議,但彷彿北京的民主女神像一倒下,支援的對象也同時消失,後來就如我現下稿題的另一篇文說:「無運可支」。接著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一班人某天湧到啟德機場,向到訪的英國外相爭取港人居英權;家母當時湊熱鬧,她說,外相的車很快駛走,大家一哄而散。

小六畢業後畢業班同學的第一次旅行,好像選往船灣淡水湖。那天兩個快結成夫婦的老師,在壩上共坐一單車,我指他們說:柴玲跟封從德。那是我僅餘,當年有關民運較輕鬆的回憶。

六四以後

1989年9月,我升讀中一,六四一周年的紀念活動,在我考期終考前後舉行。那時候身邊很少人談民運,也沒有人力勸我參與示威集會,隨後那麼多年都是如此。某一年,有人抗議六四晚上舉行香港小姐選美決賽,還記得有一個妙齡女演員拒收反對者的傳單——她的父母在1967年時,因支持香港仿效文革的暴動,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2005年補:年輕女演員該是傅明憲,她的父母是前電影演員傅奇和石慧)


不過中國仍是我們生活裡的重要題目。糧油、東江水、旅遊、親戚、語言、文化、國企股、以及九七(當年還可以叫「大限」的),全都跟中國有關。不談六四,談中國也有很多的談法,但若不談六四,不按身處環境的道德觀談六四,教誨就會源源而來。有時,教誨會從一方射向另一方,旨令對方被己方同化。

1996年秋我進大學,1997年初我加入學生報。雖說是大學的小傳媒,但既是傳媒,又跟社運常客之一的學生會緊扣,當了學生報編委,總不免擔心自己在7月1日後獲罪。當年的六月四日,學生報開了報社先例,製作了一本《六四特刊》,把史事和個人感想評論等共冶一爐,並把其中一些送到維多利亞公園,讓參與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悼念晚會的朋友取些回家。那晚,我第一次參加六四悼念晚會。晚會過後,一些拍檔跟隨護送國殤之柱的人群,到港島西北的香港大學去,目睹國殤之柱成功送進港大的一刻。


我給那本特刊寫了稿,題目記不起,文章大意說我們該準備,為不能合法紀念六四的那天準備,為六四平反了的那天準備,為夢想實現的那天準備。

隨後的一年,主權轉移並沒帶來大規模的政治整肅,我在大學邊學社會學邊學社會運動,甚為認同多元論。當時看到一些社運者的文章,指支聯會把六四紀念單一化,對運動未必有利。我雖未被愛國言論感召,拒絕再參與六四悼念集會,但反單一化的言論,卻教我對支聯會抱一點戒心。

1999年,我因幫忙學生會運送六四特刊,再一次參與六四悼念集會。集會模式依舊,燭光點點好漢連祭,內容的確齊一,但不能否定,它仍觸動來參加的有心人。至於眾多有心人是否聽過,或支持「悼念多元論」,不得而知;可那麼多年來,幾乎每個有心人在六四晚上,都只選擇維園的集會。多元的悼念方法,似乎只盛行於社運熱心者中間。

四年來,很少參加跟六四有關的活動。2000年六四前,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的悼念晚會。但每逢六四,或看到有關六四的記載和討論時,心難免戚戚然。

(原刊公開日記,分六月四日及六月八日刊。因為獨立媒體在2005年設了六四徵稿,湊興重貼在b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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