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些事談到「民族情」——唐文略談 （讀書）
（原刊《中大四十年》）
我找唐文略談對國家民族的看法和其歷史，因為大家同年
出生，中小學都是受「正宗」的殖民地教育；更重要的是
，我們可了解這十年來，一位對民族主義嘗試反省的同學
想甚麼，和為甚麼想。唐1999年於社會學系畢業，曾在非
政府組織及雜誌工作，訪問時為立法會議員助理。
唐的祖父祖母，有台北市戶籍，選舉時，他們會回台北投
票給國民黨候選人。由於家族的關係，他聽了不少有關抗
戰和中共的故事，因此不喜歡中共，對戰爭生感觸。1989
年民運發生時，他唸小六，對發生的事不甚了了；在六四
後的上學天早會裡，老師播歌，他卻流淚不斷，反被同學
笑：「使乜咁激動」。及後他多日臂纏黑紗。
暑假後唐升讀中一。雖然他跟同學都從媒體目睹1989年民
運，但彼此很少討論時事，見解也少，看報時留意的多只
是本地新聞，他當時對國家民族的情感也「乏善足陳」。
預科時，教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老師採用大學導修的方式
講授，鼓勵同學思考，才使他想得較多。
唐於1996年入讀中大，國是學會是他首個參與的屬會。他
在國是學會參與了一些討論，由於中學時少接觸有關中國
的議題，他感到新鮮。當時的討論包括了台灣、西藏及新
疆等地的統獨問題，他並沒有「神聖領土」的想法——這
也可能解釋他為何沒參與該年的保釣運動。
1997年初，由曾是國是學會幹事，後來成了1997年學生會
財政的張毅引介，唐參與幹事會傾莊，最後成為社會幹事
。當時傾莊不免會談到中國領土和民主運動等議題，而他
在傾莊的過程中，理出自己的想法：國家的版圖從來都不
固定，尤其是非民族國家，可能只是從協商以至侵略而來
；加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儀式中只用英語和普通話，代
表香港的廣州話反而缺席，他認為，不應只由其他人替某
個地方的人決定那地方的前途。回歸前後，香港有很多應
時的中國認同或愛國感召，他對這些忽然出現的近乎舖天
蓋地的一面倒聲音感到困惑。令他感受最深的，是當時湧
現的校園內地交流團，和靠攏內地的風氣。他認為，主權
轉移，加上中國跟香港各方面貼近，對中國加深認識乃情
理之中；但也應深究為何關心中國：是出自對當地民眾的
關懷，還是民族主義使然，或是金錢和權力的考慮？倘若
過去並不多關心中國，卻只因為利益而突然關注起來，似
乎欠了對人的關懷。
亦是回歸前後，香港社會同時也瀰漫對回歸後自由是否會
被國家壓制的憂慮。在這種氣氛下，唐參加了人生第一次
六四晚會。他說，參與六四晚會，可以叫自己記得從前對
1989年民運的印象和感受，不過晚會甚為形式化，激發情
緒尚可，但似乎無法加深與會者的民主意識，甚至未必能
凝聚人心；而如〈中國夢〉、〈祭好漢〉等晚會必唱歌曲
，歌詞包含不少漢族主義（如「中國夢」歌詞提到「每一
個夢源自黃河」和「五千年無數中國夢」，都是漢族的觀
點）或性別偏見（只祭好「漢」卻忽略六四死難女性）內
容，似乎跟民主、人權等觀念不甚配合。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最後一天，1997年6月30日，唐在中大學
生會於皇后像廣場的「民間藝墟」（主要由社運團體合辦
的其中一個回歸活動）攤位幫忙。那個黃昏他聽到七十年
代參與學運，從事藝術行政的莫昭如說：「從藍怪獸（英
國）到紅怪獸（中國），但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唐
覺得，這話活靈活現，道出香港人的處境。
回歸後，中大會在元旦、回歸紀念日、十一國慶等假日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唐當時沒見到中大懸五星旗的光景
，對五星旗有些想法。他對它沒太大好感，懷疑為何必須
尊重它：尊重它，是否表示非接受那顆最大的星——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不可？人民是否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權？是否
只能盼望共產黨出現好的領導人，否則就只能聽天由命？
他認為，五星旗代表不了人民，也代表不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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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唐認識的支聯會和他知道的國殤之柱事件
中學時未參加過六四晚會的唐，成為學生會幹事後，參與
支聯會的會議，才跟支聯會打交道。他覺得支聯會的活動
方式單元，也見識支聯會領導男權味重的「大佬」作風，
因而不甚滿意支聯會，以及不少支聯會常委參與的民主黨
。但他指出，近年支聯會讓更多團體在六四晚會發言，又
改動一些歌詞等，如果這些動作反映背後心態的改進，都
是好的。
1997年六四晚會後，唐參與運送國殤之柱到香港大學的過
程。港大校方一度阻止國殤之柱運入，甚至召來警方在港
大大學道閘門前維持秩序；這是唐首次直接參與跟警方比
較有規模的衝突，因而見識國家機器的力量，也看到主流
聲音如何令言論空間收窄。
（有關國殤之柱事件，亦可參閱「示威」icon的〈安靜地
，談示威：訪施鵬翔〉及「大聲公」icon的〈駁雜的群眾
之音——國殤之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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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莊期過後，唐在1998年出任中大駐學聯首席代表。當
年夏天，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餘波，印尼社會的矛盾顯化
，發生政治危機。當時不少在印尼的華裔人士，被其他族
群侵害，香港傳媒因而跟進。他認為，主流論述自我本位
的情況嚴重，講述和討論該次事件時，著重「華人」的情
況，而忽視歷史背景、社會因素，以及事件中有否其他受
害人；此亦見諸其他災難的報導，往往特意提到，甚至只
提到香港人或華人如何如何，彷彿不關心還有甚麼人受苦
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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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印尼排華事件在中大
1998年中大學生會會缺莊，中大學生報舉辦了一個簽名運
動，抗議印尼發生排華暴行，要求印尼政府關注並儘快制
止暴行發生。簽名運動共收集了約2400個簽名，反應可算
不錯，後來交往印尼領事館。當時學生報人力物力經驗均
極度缺乏，亦未曾以民族感情呼喚同學關注，也能取得如
此反應，可能要歸功於傳媒的大肆報導、網上資訊的流通
喚起了同學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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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唐成為學聯常委主席。在此之前的1月29日，
香港的終審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有居港權。雖然
港府在裁決後隨即表明尊重法院判決，但後來卻指判決會
令167萬人有居港權，令香港無法承受，及後更尋求人大常
委解釋《基本法》24條——關於永久居民定義的條文。「
一二九判決」後，唐因聽到不少政府對內地人的負面宣傳
，覺得手法跟之前政府指「綜緩養懶人」相似，港人內地
子女的權利面臨被剝奪，因此，他投入爭取居港權運動，
也成了他有生以來最投入的一次社會運動。
唐說，自1989年民運起，「香港跟內地血濃於水」的說法
愈被強化，我們會有「愛國民主運動」，會在內地發生水
災或其他災難時大力捐助；但跟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不同，
我們常稱為「同胞」的內地人來港居住時，香港和香港人
會給他們設了很多限制[1]，藉此希望他們不來，甚至不讓
他們來，或替他們決定應否來港等。而在港府開始抹黑內
地人後，不少號稱愛國的團體，亦支持政府的立場和尋求
人大釋法的決定。他認為，姑勿論對「國家」的定義如何
，但原來那些團體的愛國跟「人」無關，愛的可能只是自
己的權位、利益。而聲稱尊重人權的民主派多也只要求修
改《基本法》，他認為最終同樣會令一批本來應有居港權
的人，來不了香港。
[1]
唐說，雖然內地人來港居住，不像其他地方的港人配偶來
港般，港人申請者要通過入息審查，但也有其他限制，例
如遵從內地的單程証制度，只准未成年者，或父或母超過
六十歲，又沒有在港子女的人來港。而夫婦婚後需分隔若
干年，內地配偶才可來港定居。
自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釋法後，出生時父或母已是香港
永久居民者，才能申請來港。唐覺得，那令不少香港人心
安理得，推搪說「港人內地子女仍可申請來港」，因此就
不理會一批因為釋法或以前已有的限制，不能申請來港的
港人內地子女；另一方面，香港歡迎能刺激本地經濟的內
地旅客，但又會說，內地准許部分居民以個人身分來港旅
遊，會帶高罪案率，卻不知為何認為國外旅客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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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居港權運動vs20030701
唐指出，爭取居留權運動是過去幾年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
動，每次行動參與人數以百至千計，並能持續數年，可說
是社運奇葩。在運動中可見，很多所謂的香港人（其實很
多也不過是舊移民或舊移民的子女）對港人內地子女甚為
反感，港人內地子女在生活上遇到的歧視不消說，遊行時
也有不少市民在旁責罵。他說：「香港人其實很擅長仇視
不同的人。」對比港人內地子女也有參與的七一遊行，在
行人路指責的人少了，卻多了很多支持的人，甚至商店。
他希望眾人能如當天般，互相接納扶持，不要歧視其他人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說遊行阻街，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意願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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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港權問題如火如荼時，同時發生兩件掀動中大人民族
情緒的事。1999年2月12日，日本老兵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
華見證會，在崇基教堂舉行。唐認為，在不少有關日本侵
華歷史和反日本擴張（如保釣）的活動或行動時，很多人
會說擔心軍國主義復辟，史事被否定或扭曲等，他覺得，
這些都是令人憤懣的事實，但我們提到這些想法時，我們
的確是想到這些，或是因民族主義，因為被欺壓的是中國
人或（會限制他們來香港的？）同胞，所以才不滿日本所
為？我們又有否反省自己，我們是否也正在欺壓另一些人
，扭曲和否定某些史實——儘管程度不同——？鼓吹兩岸
政府派軍艦到釣魚台，除了是領土問題外，又是否代表鼓
吹軍國主義？對他而言，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如民主運
動可加上「愛國」二字，令它更有號召力，但民族主義也
可以推動一些盲目的作為，是故，他對打著民族主義旗幟
的事物，還是有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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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1996年保釣、1999年東史郎見證會和2001年新亞學生
會的一本特刊
據學生報出版之特刊稱，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華見證會，
出席人數連中學生在內達數千人之多。由報社的「管錐」
內閣出版的有關特刊的莊評聲稱，「無論是中國人，還是
日本人，都必須認真並正視歷史和戰爭的可怕」，顯然無
意強調對侵華問題的關心和「中國人」的民族身分。反而
，該莊評對日本及香港的歷史教育都作出了抨擊；並隱然
指日本政府不願面對侵華史實，與中國政府不願承擔六四
事件的責任一般值得指責。這種行文策略，或可視為對「
中國」的民族身分的欲迎還拒，寧願把自己的關心訴諸人
類所應共同關心的。
新亞學生會於2001年出版的特刊《我們不記恨》以中日戰
後問題為主線，全書分為六部分，排列依次為「篡改教科
書」、「慰安婦」、「道歉要求」、「釣魚台之爭」、「
戰爭賠償」及「還看今朝」。從其編排次序中可以推斷，
同樣屬於涉及中日關係的議題，在當時「保釣」的號召力
或（和）重要性似乎遜於「南京大屠殺」。
《我們不記恨》的〈編者的話〉第二段表示：「中日戰後
問題的處理，與兩國民族的發展，中日關係未來的路向，
甚至世界和平都息息相關。」這裡可見編者們試圖將有關
自身民族的訴求訴諸普遍價值——雖然，後文也聲稱「願
意寬恕任何人犯下的錯誤，但這絕不代表縱容罪惡：至少
他們必先誠心為罪行懺悔，才可以重新得到我們的接納」
，並稱自己以「承擔為逝去的人、為在世的人、為民族討
回公道的使命」為本份，表現了相當強的民族認同感，但
同時也強調理性、和平、認識歷史等等價值，表現了一種
饒具趣味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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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8日，美國及北約空襲南斯拉夫個多月後，中國在
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被炸，三人死亡。隨後
內地和香港反美反霸示威連連。唐憶述，空襲開始時，學
聯以至其他學生組織，少有討論空襲；直至大使館被炸，
各學生會才紛紛關注。他懷疑，我們關注的到底是美國的
霸權主義，受苦的南斯拉夫人民，還是只關心被炸死的中
國人？而在炸大使館後，新亞學生會曾建議向美國駐港領
事館擲雞蛋，唐覺得那也是一種暴力，雖然跟美國空襲相
比，輕微得多。
從炸大使館帶動的民族情緒說起，我問炸大使館跟爭取居
港權兩件事件有否交匯。唐說，兩件事雖同時發生，但他
自己沒有將兩件事一併討論；但回溯當年發生的事，他覺
得，香港主流民眾對「同胞」，態度往往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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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三件發生在1999年5、6月的事
一
「Franklin Tong，不知所謂。」——一位同學在cuhk.forum
新聞組跟唐爭論炸大使館事件，前者最後貼出這句。
二
唐說，炸大使館後，有些被認為「反中亂港」的學生團體
成員，遊行時舉起五星旗。他認為既可說那些「反中亂港
」的學生團體其實不反中亂港，但也可說，學生團體中人
之前未必認同五星旗的意義，卻在那次遊行時亮出來。
三
唐在1999年的心力，幾全放在爭取居港權上，於與六四和
七一有關的活動時，也不忘提提爭取居留權。他曾建議在
六四前的「愛國民主大遊行」打出一幅「支持居留權」的
橫額，但不少人覺得風馬牛不相及[2]。
[2]
類似情緒也見諸當年6月2日在烽火台舉行的六四集會。詳
見「六四」icon的〈你未必需要同意我——「六四．今天
．我們」二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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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現在如何看中國或華人，他提到三點：關心一地人民
的物質生活，和當地制度；可以的話，這種關心不只限於
香港或中國——只要他們是人，甚至說是地球環境，可改
善的就應改善，不是說不是中國，就不用理會；而我們常
常堅持一國兩制，對他來說，是暗喻內地那套欠佳，香港
人只想獨善其身，如果內地政治、民生能改善，及得上甚
至超越香港，到時一國兩制也不一定重要；對於中國，他
希望它能好起來，所謂的好，是每個人的生活可以改善，
並能有一套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制度，不需只期望賢君
我找唐文略談對國家民族的看法和其歷史，因為大家同年
出生，中小學都是受「正宗」的殖民地教育；更重要的是
，我們可了解這十年來，一位對民族主義嘗試反省的同學
想甚麼，和為甚麼想。唐1999年於社會學系畢業，曾在非
政府組織及雜誌工作，訪問時為立法會議員助理。
唐的祖父祖母，有台北市戶籍，選舉時，他們會回台北投
票給國民黨候選人。由於家族的關係，他聽了不少有關抗
戰和中共的故事，因此不喜歡中共，對戰爭生感觸。1989
年民運發生時，他唸小六，對發生的事不甚了了；在六四
後的上學天早會裡，老師播歌，他卻流淚不斷，反被同學
笑：「使乜咁激動」。及後他多日臂纏黑紗。
暑假後唐升讀中一。雖然他跟同學都從媒體目睹1989年民
運，但彼此很少討論時事，見解也少，看報時留意的多只
是本地新聞，他當時對國家民族的情感也「乏善足陳」。
預科時，教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老師採用大學導修的方式
講授，鼓勵同學思考，才使他想得較多。
唐於1996年入讀中大，國是學會是他首個參與的屬會。他
在國是學會參與了一些討論，由於中學時少接觸有關中國
的議題，他感到新鮮。當時的討論包括了台灣、西藏及新
疆等地的統獨問題，他並沒有「神聖領土」的想法——這
也可能解釋他為何沒參與該年的保釣運動。
1997年初，由曾是國是學會幹事，後來成了1997年學生會
財政的張毅引介，唐參與幹事會傾莊，最後成為社會幹事
。當時傾莊不免會談到中國領土和民主運動等議題，而他
在傾莊的過程中，理出自己的想法：國家的版圖從來都不
固定，尤其是非民族國家，可能只是從協商以至侵略而來
；加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儀式中只用英語和普通話，代
表香港的廣州話反而缺席，他認為，不應只由其他人替某
個地方的人決定那地方的前途。回歸前後，香港有很多應
時的中國認同或愛國感召，他對這些忽然出現的近乎舖天
蓋地的一面倒聲音感到困惑。令他感受最深的，是當時湧
現的校園內地交流團，和靠攏內地的風氣。他認為，主權
轉移，加上中國跟香港各方面貼近，對中國加深認識乃情
理之中；但也應深究為何關心中國：是出自對當地民眾的
關懷，還是民族主義使然，或是金錢和權力的考慮？倘若
過去並不多關心中國，卻只因為利益而突然關注起來，似
乎欠了對人的關懷。
亦是回歸前後，香港社會同時也瀰漫對回歸後自由是否會
被國家壓制的憂慮。在這種氣氛下，唐參加了人生第一次
六四晚會。他說，參與六四晚會，可以叫自己記得從前對
1989年民運的印象和感受，不過晚會甚為形式化，激發情
緒尚可，但似乎無法加深與會者的民主意識，甚至未必能
凝聚人心；而如〈中國夢〉、〈祭好漢〉等晚會必唱歌曲
，歌詞包含不少漢族主義（如「中國夢」歌詞提到「每一
個夢源自黃河」和「五千年無數中國夢」，都是漢族的觀
點）或性別偏見（只祭好「漢」卻忽略六四死難女性）內
容，似乎跟民主、人權等觀念不甚配合。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最後一天，1997年6月30日，唐在中大學
生會於皇后像廣場的「民間藝墟」（主要由社運團體合辦
的其中一個回歸活動）攤位幫忙。那個黃昏他聽到七十年
代參與學運，從事藝術行政的莫昭如說：「從藍怪獸（英
國）到紅怪獸（中國），但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唐
覺得，這話活靈活現，道出香港人的處境。
回歸後，中大會在元旦、回歸紀念日、十一國慶等假日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唐當時沒見到中大懸五星旗的光景
，對五星旗有些想法。他對它沒太大好感，懷疑為何必須
尊重它：尊重它，是否表示非接受那顆最大的星——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不可？人民是否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權？是否
只能盼望共產黨出現好的領導人，否則就只能聽天由命？
他認為，五星旗代表不了人民，也代表不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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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唐認識的支聯會和他知道的國殤之柱事件
中學時未參加過六四晚會的唐，成為學生會幹事後，參與
支聯會的會議，才跟支聯會打交道。他覺得支聯會的活動
方式單元，也見識支聯會領導男權味重的「大佬」作風，
因而不甚滿意支聯會，以及不少支聯會常委參與的民主黨
。但他指出，近年支聯會讓更多團體在六四晚會發言，又
改動一些歌詞等，如果這些動作反映背後心態的改進，都
是好的。
1997年六四晚會後，唐參與運送國殤之柱到香港大學的過
程。港大校方一度阻止國殤之柱運入，甚至召來警方在港
大大學道閘門前維持秩序；這是唐首次直接參與跟警方比
較有規模的衝突，因而見識國家機器的力量，也看到主流
聲音如何令言論空間收窄。
（有關國殤之柱事件，亦可參閱「示威」icon的〈安靜地
，談示威：訪施鵬翔〉及「大聲公」icon的〈駁雜的群眾
之音——國殤之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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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莊期過後，唐在1998年出任中大駐學聯首席代表。當
年夏天，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餘波，印尼社會的矛盾顯化
，發生政治危機。當時不少在印尼的華裔人士，被其他族
群侵害，香港傳媒因而跟進。他認為，主流論述自我本位
的情況嚴重，講述和討論該次事件時，著重「華人」的情
況，而忽視歷史背景、社會因素，以及事件中有否其他受
害人；此亦見諸其他災難的報導，往往特意提到，甚至只
提到香港人或華人如何如何，彷彿不關心還有甚麼人受苦
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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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印尼排華事件在中大
1998年中大學生會會缺莊，中大學生報舉辦了一個簽名運
動，抗議印尼發生排華暴行，要求印尼政府關注並儘快制
止暴行發生。簽名運動共收集了約2400個簽名，反應可算
不錯，後來交往印尼領事館。當時學生報人力物力經驗均
極度缺乏，亦未曾以民族感情呼喚同學關注，也能取得如
此反應，可能要歸功於傳媒的大肆報導、網上資訊的流通
喚起了同學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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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唐成為學聯常委主席。在此之前的1月29日，
香港的終審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有居港權。雖然
港府在裁決後隨即表明尊重法院判決，但後來卻指判決會
令167萬人有居港權，令香港無法承受，及後更尋求人大常
委解釋《基本法》24條——關於永久居民定義的條文。「
一二九判決」後，唐因聽到不少政府對內地人的負面宣傳
，覺得手法跟之前政府指「綜緩養懶人」相似，港人內地
子女的權利面臨被剝奪，因此，他投入爭取居港權運動，
也成了他有生以來最投入的一次社會運動。
唐說，自1989年民運起，「香港跟內地血濃於水」的說法
愈被強化，我們會有「愛國民主運動」，會在內地發生水
災或其他災難時大力捐助；但跟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不同，
我們常稱為「同胞」的內地人來港居住時，香港和香港人
會給他們設了很多限制[1]，藉此希望他們不來，甚至不讓
他們來，或替他們決定應否來港等。而在港府開始抹黑內
地人後，不少號稱愛國的團體，亦支持政府的立場和尋求
人大釋法的決定。他認為，姑勿論對「國家」的定義如何
，但原來那些團體的愛國跟「人」無關，愛的可能只是自
己的權位、利益。而聲稱尊重人權的民主派多也只要求修
改《基本法》，他認為最終同樣會令一批本來應有居港權
的人，來不了香港。
[1]
唐說，雖然內地人來港居住，不像其他地方的港人配偶來
港般，港人申請者要通過入息審查，但也有其他限制，例
如遵從內地的單程証制度，只准未成年者，或父或母超過
六十歲，又沒有在港子女的人來港。而夫婦婚後需分隔若
干年，內地配偶才可來港定居。
自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釋法後，出生時父或母已是香港
永久居民者，才能申請來港。唐覺得，那令不少香港人心
安理得，推搪說「港人內地子女仍可申請來港」，因此就
不理會一批因為釋法或以前已有的限制，不能申請來港的
港人內地子女；另一方面，香港歡迎能刺激本地經濟的內
地旅客，但又會說，內地准許部分居民以個人身分來港旅
遊，會帶高罪案率，卻不知為何認為國外旅客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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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居港權運動vs20030701
唐指出，爭取居留權運動是過去幾年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
動，每次行動參與人數以百至千計，並能持續數年，可說
是社運奇葩。在運動中可見，很多所謂的香港人（其實很
多也不過是舊移民或舊移民的子女）對港人內地子女甚為
反感，港人內地子女在生活上遇到的歧視不消說，遊行時
也有不少市民在旁責罵。他說：「香港人其實很擅長仇視
不同的人。」對比港人內地子女也有參與的七一遊行，在
行人路指責的人少了，卻多了很多支持的人，甚至商店。
他希望眾人能如當天般，互相接納扶持，不要歧視其他人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說遊行阻街，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意願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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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港權問題如火如荼時，同時發生兩件掀動中大人民族
情緒的事。1999年2月12日，日本老兵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
華見證會，在崇基教堂舉行。唐認為，在不少有關日本侵
華歷史和反日本擴張（如保釣）的活動或行動時，很多人
會說擔心軍國主義復辟，史事被否定或扭曲等，他覺得，
這些都是令人憤懣的事實，但我們提到這些想法時，我們
的確是想到這些，或是因民族主義，因為被欺壓的是中國
人或（會限制他們來香港的？）同胞，所以才不滿日本所
為？我們又有否反省自己，我們是否也正在欺壓另一些人
，扭曲和否定某些史實——儘管程度不同——？鼓吹兩岸
政府派軍艦到釣魚台，除了是領土問題外，又是否代表鼓
吹軍國主義？對他而言，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如民主運
動可加上「愛國」二字，令它更有號召力，但民族主義也
可以推動一些盲目的作為，是故，他對打著民族主義旗幟
的事物，還是有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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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1996年保釣、1999年東史郎見證會和2001年新亞學生
會的一本特刊
據學生報出版之特刊稱，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華見證會，
出席人數連中學生在內達數千人之多。由報社的「管錐」
內閣出版的有關特刊的莊評聲稱，「無論是中國人，還是
日本人，都必須認真並正視歷史和戰爭的可怕」，顯然無
意強調對侵華問題的關心和「中國人」的民族身分。反而
，該莊評對日本及香港的歷史教育都作出了抨擊；並隱然
指日本政府不願面對侵華史實，與中國政府不願承擔六四
事件的責任一般值得指責。這種行文策略，或可視為對「
中國」的民族身分的欲迎還拒，寧願把自己的關心訴諸人
類所應共同關心的。
新亞學生會於2001年出版的特刊《我們不記恨》以中日戰
後問題為主線，全書分為六部分，排列依次為「篡改教科
書」、「慰安婦」、「道歉要求」、「釣魚台之爭」、「
戰爭賠償」及「還看今朝」。從其編排次序中可以推斷，
同樣屬於涉及中日關係的議題，在當時「保釣」的號召力
或（和）重要性似乎遜於「南京大屠殺」。
《我們不記恨》的〈編者的話〉第二段表示：「中日戰後
問題的處理，與兩國民族的發展，中日關係未來的路向，
甚至世界和平都息息相關。」這裡可見編者們試圖將有關
自身民族的訴求訴諸普遍價值——雖然，後文也聲稱「願
意寬恕任何人犯下的錯誤，但這絕不代表縱容罪惡：至少
他們必先誠心為罪行懺悔，才可以重新得到我們的接納」
，並稱自己以「承擔為逝去的人、為在世的人、為民族討
回公道的使命」為本份，表現了相當強的民族認同感，但
同時也強調理性、和平、認識歷史等等價值，表現了一種
饒具趣味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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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8日，美國及北約空襲南斯拉夫個多月後，中國在
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被炸，三人死亡。隨後
內地和香港反美反霸示威連連。唐憶述，空襲開始時，學
聯以至其他學生組織，少有討論空襲；直至大使館被炸，
各學生會才紛紛關注。他懷疑，我們關注的到底是美國的
霸權主義，受苦的南斯拉夫人民，還是只關心被炸死的中
國人？而在炸大使館後，新亞學生會曾建議向美國駐港領
事館擲雞蛋，唐覺得那也是一種暴力，雖然跟美國空襲相
比，輕微得多。
從炸大使館帶動的民族情緒說起，我問炸大使館跟爭取居
港權兩件事件有否交匯。唐說，兩件事雖同時發生，但他
自己沒有將兩件事一併討論；但回溯當年發生的事，他覺
得，香港主流民眾對「同胞」，態度往往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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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三件發生在1999年5、6月的事
一
「Franklin Tong，不知所謂。」——一位同學在cuhk.forum
新聞組跟唐爭論炸大使館事件，前者最後貼出這句。
二
唐說，炸大使館後，有些被認為「反中亂港」的學生團體
成員，遊行時舉起五星旗。他認為既可說那些「反中亂港
」的學生團體其實不反中亂港，但也可說，學生團體中人
之前未必認同五星旗的意義，卻在那次遊行時亮出來。
三
唐在1999年的心力，幾全放在爭取居港權上，於與六四和
七一有關的活動時，也不忘提提爭取居留權。他曾建議在
六四前的「愛國民主大遊行」打出一幅「支持居留權」的
橫額，但不少人覺得風馬牛不相及[2]。
[2]
類似情緒也見諸當年6月2日在烽火台舉行的六四集會。詳
見「六四」icon的〈你未必需要同意我——「六四．今天
．我們」二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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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現在如何看中國或華人，他提到三點：關心一地人民
的物質生活，和當地制度；可以的話，這種關心不只限於
香港或中國——只要他們是人，甚至說是地球環境，可改
善的就應改善，不是說不是中國，就不用理會；而我們常
常堅持一國兩制，對他來說，是暗喻內地那套欠佳，香港
人只想獨善其身，如果內地政治、民生能改善，及得上甚
至超越香港，到時一國兩制也不一定重要；對於中國，他
希望它能好起來，所謂的好，是每個人的生活可以改善，
並能有一套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制度，不需只期望賢君
posted by Eric Spanner at 4/17/2004 01:00: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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