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4月 17, 2004

從一些事談到「民族情」——唐文略談 (讀書)

(原刊《中大四十年》)

我找唐文略談對國家民族的看法和其歷史,因為大家同年
出生,中小學都是受「正宗」的殖民地教育;更重要的是
,我們可了解這十年來,一位對民族主義嘗試反省的同學
想甚麼,和為甚麼想。唐1999年於社會學系畢業,曾在非
政府組織及雜誌工作,訪問時為立法會議員助理。

唐的祖父祖母,有台北市戶籍,選舉時,他們會回台北投
票給國民黨候選人。由於家族的關係,他聽了不少有關抗
戰和中共的故事,因此不喜歡中共,對戰爭生感觸。1989
年民運發生時,他唸小六,對發生的事不甚了了;在六四
後的上學天早會裡,老師播歌,他卻流淚不斷,反被同學
笑:「使乜咁激動」。及後他多日臂纏黑紗。

暑假後唐升讀中一。雖然他跟同學都從媒體目睹1989年民
運,但彼此很少討論時事,見解也少,看報時留意的多只
是本地新聞,他當時對國家民族的情感也「乏善足陳」。
預科時,教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老師採用大學導修的方式
講授,鼓勵同學思考,才使他想得較多。

唐於1996年入讀中大,國是學會是他首個參與的屬會。他
在國是學會參與了一些討論,由於中學時少接觸有關中國
的議題,他感到新鮮。當時的討論包括了台灣、西藏及新
疆等地的統獨問題,他並沒有「神聖領土」的想法——這
也可能解釋他為何沒參與該年的保釣運動。

1997年初,由曾是國是學會幹事,後來成了1997年學生會
財政的張毅引介,唐參與幹事會傾莊,最後成為社會幹事
。當時傾莊不免會談到中國領土和民主運動等議題,而他
在傾莊的過程中,理出自己的想法:國家的版圖從來都不
固定,尤其是非民族國家,可能只是從協商以至侵略而來
;加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儀式中只用英語和普通話,代
表香港的廣州話反而缺席,他認為,不應只由其他人替某
個地方的人決定那地方的前途。回歸前後,香港有很多應
時的中國認同或愛國感召,他對這些忽然出現的近乎舖天
蓋地的一面倒聲音感到困惑。令他感受最深的,是當時湧
現的校園內地交流團,和靠攏內地的風氣。他認為,主權
轉移,加上中國跟香港各方面貼近,對中國加深認識乃情
理之中;但也應深究為何關心中國:是出自對當地民眾的
關懷,還是民族主義使然,或是金錢和權力的考慮?倘若
過去並不多關心中國,卻只因為利益而突然關注起來,似
乎欠了對人的關懷。

亦是回歸前後,香港社會同時也瀰漫對回歸後自由是否會
被國家壓制的憂慮。在這種氣氛下,唐參加了人生第一次
六四晚會。他說,參與六四晚會,可以叫自己記得從前對
1989年民運的印象和感受,不過晚會甚為形式化,激發情
緒尚可,但似乎無法加深與會者的民主意識,甚至未必能
凝聚人心;而如〈中國夢〉、〈祭好漢〉等晚會必唱歌曲
,歌詞包含不少漢族主義(如「中國夢」歌詞提到「每一
個夢源自黃河」和「五千年無數中國夢」,都是漢族的觀
點)或性別偏見(只祭好「漢」卻忽略六四死難女性)內
容,似乎跟民主、人權等觀念不甚配合。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最後一天,1997年6月30日,唐在中大學
生會於皇后像廣場的「民間藝墟」(主要由社運團體合辦
的其中一個回歸活動)攤位幫忙。那個黃昏他聽到七十年
代參與學運,從事藝術行政的莫昭如說:「從藍怪獸(英
國)到紅怪獸(中國),但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唐
覺得,這話活靈活現,道出香港人的處境。

回歸後,中大會在元旦、回歸紀念日、十一國慶等假日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唐當時沒見到中大懸五星旗的光景
,對五星旗有些想法。他對它沒太大好感,懷疑為何必須
尊重它:尊重它,是否表示非接受那顆最大的星——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不可?人民是否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權?是否
只能盼望共產黨出現好的領導人,否則就只能聽天由命?
他認為,五星旗代表不了人民,也代表不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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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唐認識的支聯會和他知道的國殤之柱事件

中學時未參加過六四晚會的唐,成為學生會幹事後,參與
支聯會的會議,才跟支聯會打交道。他覺得支聯會的活動
方式單元,也見識支聯會領導男權味重的「大佬」作風,
因而不甚滿意支聯會,以及不少支聯會常委參與的民主黨
。但他指出,近年支聯會讓更多團體在六四晚會發言,又
改動一些歌詞等,如果這些動作反映背後心態的改進,都
是好的。

1997年六四晚會後,唐參與運送國殤之柱到香港大學的過
程。港大校方一度阻止國殤之柱運入,甚至召來警方在港
大大學道閘門前維持秩序;這是唐首次直接參與跟警方比
較有規模的衝突,因而見識國家機器的力量,也看到主流
聲音如何令言論空間收窄。

(有關國殤之柱事件,亦可參閱「示威」icon的〈安靜地
,談示威:訪施鵬翔〉及「大聲公」icon的〈駁雜的群眾
之音——國殤之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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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莊期過後,唐在1998年出任中大駐學聯首席代表。當
年夏天,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餘波,印尼社會的矛盾顯化
,發生政治危機。當時不少在印尼的華裔人士,被其他族
群侵害,香港傳媒因而跟進。他認為,主流論述自我本位
的情況嚴重,講述和討論該次事件時,著重「華人」的情
況,而忽視歷史背景、社會因素,以及事件中有否其他受
害人;此亦見諸其他災難的報導,往往特意提到,甚至只
提到香港人或華人如何如何,彷彿不關心還有甚麼人受苦
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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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印尼排華事件在中大

1998年中大學生會會缺莊,中大學生報舉辦了一個簽名運
動,抗議印尼發生排華暴行,要求印尼政府關注並儘快制
止暴行發生。簽名運動共收集了約2400個簽名,反應可算
不錯,後來交往印尼領事館。當時學生報人力物力經驗均
極度缺乏,亦未曾以民族感情呼喚同學關注,也能取得如
此反應,可能要歸功於傳媒的大肆報導、網上資訊的流通
喚起了同學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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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唐成為學聯常委主席。在此之前的1月29日,
香港的終審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有居港權。雖然
港府在裁決後隨即表明尊重法院判決,但後來卻指判決會
令167萬人有居港權,令香港無法承受,及後更尋求人大常
委解釋《基本法》24條——關於永久居民定義的條文。「
一二九判決」後,唐因聽到不少政府對內地人的負面宣傳
,覺得手法跟之前政府指「綜緩養懶人」相似,港人內地
子女的權利面臨被剝奪,因此,他投入爭取居港權運動,
也成了他有生以來最投入的一次社會運動。

唐說,自1989年民運起,「香港跟內地血濃於水」的說法
愈被強化,我們會有「愛國民主運動」,會在內地發生水
災或其他災難時大力捐助;但跟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不同,
我們常稱為「同胞」的內地人來港居住時,香港和香港人
會給他們設了很多限制[1],藉此希望他們不來,甚至不讓
他們來,或替他們決定應否來港等。而在港府開始抹黑內
地人後,不少號稱愛國的團體,亦支持政府的立場和尋求
人大釋法的決定。他認為,姑勿論對「國家」的定義如何
,但原來那些團體的愛國跟「人」無關,愛的可能只是自
己的權位、利益。而聲稱尊重人權的民主派多也只要求修
改《基本法》,他認為最終同樣會令一批本來應有居港權
的人,來不了香港。


[1]
唐說,雖然內地人來港居住,不像其他地方的港人配偶來
港般,港人申請者要通過入息審查,但也有其他限制,例
如遵從內地的單程証制度,只准未成年者,或父或母超過
六十歲,又沒有在港子女的人來港。而夫婦婚後需分隔若
干年,內地配偶才可來港定居。


自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釋法後,出生時父或母已是香港
永久居民者,才能申請來港。唐覺得,那令不少香港人心
安理得,推搪說「港人內地子女仍可申請來港」,因此就
不理會一批因為釋法或以前已有的限制,不能申請來港的
港人內地子女;另一方面,香港歡迎能刺激本地經濟的內
地旅客,但又會說,內地准許部分居民以個人身分來港旅
遊,會帶高罪案率,卻不知為何認為國外旅客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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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居港權運動vs20030701

唐指出,爭取居留權運動是過去幾年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
動,每次行動參與人數以百至千計,並能持續數年,可說
是社運奇葩。在運動中可見,很多所謂的香港人(其實很
多也不過是舊移民或舊移民的子女)對港人內地子女甚為
反感,港人內地子女在生活上遇到的歧視不消說,遊行時
也有不少市民在旁責罵。他說:「香港人其實很擅長仇視
不同的人。」對比港人內地子女也有參與的七一遊行,在
行人路指責的人少了,卻多了很多支持的人,甚至商店。
他希望眾人能如當天般,互相接納扶持,不要歧視其他人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說遊行阻街,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意願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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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港權問題如火如荼時,同時發生兩件掀動中大人民族
情緒的事。1999年2月12日,日本老兵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
華見證會,在崇基教堂舉行。唐認為,在不少有關日本侵
華歷史和反日本擴張(如保釣)的活動或行動時,很多人
會說擔心軍國主義復辟,史事被否定或扭曲等,他覺得,
這些都是令人憤懣的事實,但我們提到這些想法時,我們
的確是想到這些,或是因民族主義,因為被欺壓的是中國
人或(會限制他們來香港的?)同胞,所以才不滿日本所
為?我們又有否反省自己,我們是否也正在欺壓另一些人
,扭曲和否定某些史實——儘管程度不同——?鼓吹兩岸
政府派軍艦到釣魚台,除了是領土問題外,又是否代表鼓
吹軍國主義?對他而言,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如民主運
動可加上「愛國」二字,令它更有號召力,但民族主義也
可以推動一些盲目的作為,是故,他對打著民族主義旗幟
的事物,還是有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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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1996年保釣、1999年東史郎見證會和2001年新亞學生
會的一本特刊

據學生報出版之特刊稱,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華見證會,
出席人數連中學生在內達數千人之多。由報社的「管錐」
內閣出版的有關特刊的莊評聲稱,「無論是中國人,還是
日本人,都必須認真並正視歷史和戰爭的可怕」,顯然無
意強調對侵華問題的關心和「中國人」的民族身分。反而
,該莊評對日本及香港的歷史教育都作出了抨擊;並隱然
指日本政府不願面對侵華史實,與中國政府不願承擔六四
事件的責任一般值得指責。這種行文策略,或可視為對「
中國」的民族身分的欲迎還拒,寧願把自己的關心訴諸人
類所應共同關心的。

新亞學生會於2001年出版的特刊《我們不記恨》以中日戰
後問題為主線,全書分為六部分,排列依次為「篡改教科
書」、「慰安婦」、「道歉要求」、「釣魚台之爭」、「
戰爭賠償」及「還看今朝」。從其編排次序中可以推斷,
同樣屬於涉及中日關係的議題,在當時「保釣」的號召力
或(和)重要性似乎遜於「南京大屠殺」。

《我們不記恨》的〈編者的話〉第二段表示:「中日戰後
問題的處理,與兩國民族的發展,中日關係未來的路向,
甚至世界和平都息息相關。」這裡可見編者們試圖將有關
自身民族的訴求訴諸普遍價值——雖然,後文也聲稱「願
意寬恕任何人犯下的錯誤,但這絕不代表縱容罪惡:至少
他們必先誠心為罪行懺悔,才可以重新得到我們的接納」
,並稱自己以「承擔為逝去的人、為在世的人、為民族討
回公道的使命」為本份,表現了相當強的民族認同感,但
同時也強調理性、和平、認識歷史等等價值,表現了一種
饒具趣味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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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8日,美國及北約空襲南斯拉夫個多月後,中國在
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被炸,三人死亡。隨後
內地和香港反美反霸示威連連。唐憶述,空襲開始時,學
聯以至其他學生組織,少有討論空襲;直至大使館被炸,
各學生會才紛紛關注。他懷疑,我們關注的到底是美國的
霸權主義,受苦的南斯拉夫人民,還是只關心被炸死的中
國人?而在炸大使館後,新亞學生會曾建議向美國駐港領
事館擲雞蛋,唐覺得那也是一種暴力,雖然跟美國空襲相
比,輕微得多。

從炸大使館帶動的民族情緒說起,我問炸大使館跟爭取居
港權兩件事件有否交匯。唐說,兩件事雖同時發生,但他
自己沒有將兩件事一併討論;但回溯當年發生的事,他覺
得,香港主流民眾對「同胞」,態度往往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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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三件發生在1999年5、6月的事


「Franklin Tong,不知所謂。」——一位同學在cuhk.forum
新聞組跟唐爭論炸大使館事件,前者最後貼出這句。


唐說,炸大使館後,有些被認為「反中亂港」的學生團體
成員,遊行時舉起五星旗。他認為既可說那些「反中亂港
」的學生團體其實不反中亂港,但也可說,學生團體中人
之前未必認同五星旗的意義,卻在那次遊行時亮出來。


唐在1999年的心力,幾全放在爭取居港權上,於與六四和
七一有關的活動時,也不忘提提爭取居留權。他曾建議在
六四前的「愛國民主大遊行」打出一幅「支持居留權」的
橫額,但不少人覺得風馬牛不相及[2]。

[2]
類似情緒也見諸當年6月2日在烽火台舉行的六四集會。詳
見「六四」icon的〈你未必需要同意我——「六四.今天
.我們」二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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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現在如何看中國或華人,他提到三點:關心一地人民
的物質生活,和當地制度;可以的話,這種關心不只限於
香港或中國——只要他們是人,甚至說是地球環境,可改
善的就應改善,不是說不是中國,就不用理會;而我們常
常堅持一國兩制,對他來說,是暗喻內地那套欠佳,香港
人只想獨善其身,如果內地政治、民生能改善,及得上甚
至超越香港,到時一國兩制也不一定重要;對於中國,他
希望它能好起來,所謂的好,是每個人的生活可以改善,
並能有一套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制度,不需只期望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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